瑞典生物質能源行業的快速增長得益于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強大的經濟政策支持，例如1991年實施的碳稅，2003年引入的綠色電力認證，以及生物燃料運輸的稅費減免。
瑞典生物能源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該國擁有比其他歐盟成員國更為豐富的森林資源，以及長期以來對森林資源的保護與合理利用。盡管瑞典每年用于能源的生物量快速增長，但全國的森林蓄積量仍保持增長。
回顧瑞典生物質能開發利用的歷史，兩方面因素發揮了積極作用，一是進口石油價格的持續上升，二是舉國對利用核能的擔憂。
20世紀70年代，進口石油占瑞典能源結構比重高達70-80%。1973年，全球陷入第一次石油危機，瑞典等國的石油進口受到影響，導致當年的冬天異常寒冷，引發公眾對石油過度依賴的反思，并推動了核能的開發利用。進入1979年，石油進口價格的快速攀升，美國發生了三里島核事故，不僅再度引發了公眾對石油能源的擔憂，還引發了公眾對核能利用的反思。
1980年，瑞典舉行公民投票，表決于2010年徹底關閉所有核電設施。此后的20年間，瑞典不斷尋找新型和安全能源。早在20世紀70年代，瑞典政府就啟動了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研究項目。
瑞典生物燃料開發利用最為顯著的飛躍出現在1991年，當年針對工業企業、服務部門和家庭征收碳稅，大幅提高了化石燃料的使用成本，使得可再生的生物燃料具有市場競爭優勢。
自碳稅制度實行以來，瑞典逐年提高征稅標準，直至供熱用石油使用價格翻倍，自行退出供熱市場，工廠和家庭鍋爐則采用生物燃料予以替代。20世紀70年代，供熱用石油占居民生活區供熱廠燃料的比重高達90%，而在2010年該比值下降為2%，生物質燃料占居民生活區燃料來源的比重則上升至70%。20世紀90年代，以生物質為主要燃料的混合熱電廠獲得政府資助，推動了生物質發電的普及；2003年，電力綠色認證制度的出臺推動了新型可再生能源發電廠的建設，加速了生物發電行業的快速擴張。
瑞典生物燃料的成功也有賴于本國擁有豐富的農林業生產剩余物，以及作為紙漿業副產品的乙醇。瑞典汽車使用高度混合的生物燃料，諸如由85%乙醇組成的E85和沼氣。自2009年以來，所有的加油站都要求提供多種燃料選擇。
與此同時，瑞典還進口了大量的乙醇，進口國主要是巴西。針對瑞典公眾關于乙醇產業發展可能加劇饑餓和破壞熱帶雨林的擔憂，巴西乙醇生產商與瑞典進口商在1990年簽署了一項出口乙醇須得到可持續認證的合約。
公共采購是瑞典生物燃料得到廣泛推廣的另一個成功關鍵。目前瑞典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統普遍采用乙醇動力公交車。截至2011年底，瑞典已經擁有20萬輛可以同時使用多種燃料的汽車。若購買綠色汽車，消費者可以獲得1萬克朗的折扣，相當于汽車平均采購價格的3%。
生物質供暖滿足了瑞典住宅和服務部門半數以上的需求，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林業生物質。瑞典已有超過10萬個小規模木粒燃料供熱系統正在運行，未來5年內計劃擴大生物發電能力40-50億千瓦時，使得全國生物發電量從120億千瓦增長到150億千瓦時。
沼氣在瑞典仍是一個較小的行業，每年沼氣全國總產量可折合為15億千瓦時電力，僅為生物質能源總量的1%左右。由于可利用的農林業廢棄物和垃圾數量充足，輔以強有力的政策支持，沼氣的年產能有望達到30-40億千瓦時。
瑞典生物質能源產業已成為全球典范，但其成功模式卻難以復制。瑞典國土面積小、人口少，工業發展水平高、能耗低、增長快，林業生物質能源豐富，國民素質高、環境保護意識強，居民生活區擁有獨立供熱廠，具有發展生物質能源市場無以比擬的優勢。
瑞典的成功經驗也表明，發展生物質能源產業離不開強有力政策的支撐與引領，稅收、財政等經濟政策應得到合理利用，以提高生物質能源產業的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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