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作物秸稈是指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稻秸、麥秸、玉米秸、油菜秸、棉秸、豆秸及其他雜糧等農作物秸稈。隨著我國農業現代化、農村商品化的發展，隨著秸稈替代物替代秸稈使用增多，歷史上原先作為農業主要用途的飼料、綠肥、燃料的農作物秸稈資源的利用正日趨減少，逐漸退出農民家庭生產和生活用途之地。但是，退出后的農作物秸稈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開發利用。農業大省安徽省2008年農作物種植面積660多萬hm2，產生秸稈達4000多萬t，而有效利用率僅為50%，其余均被露天焚燒。經濟發達的城市與縣城城郊結合部、交通發達區域等地周邊農村，農村商品化相對發達，非農業兼業化程度相對較高，農民家庭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秸稈替代物替代秸稈使用更加普遍。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年產各類農作物秸稈資源大約有5.7億t，相當于北方草原打草量的50多倍，但其中90%的農作物秸稈沒被農戶利用而被廢棄焚燒掉。在田間地頭露天焚燒農作物秸稈已不僅僅是農民自身利用秸稈資源的經濟問題，它已發展成為影響環境、社會的問題。
    農作物秸稈其實也是一種很好的資源，如果可以其中回收經秸稈粉碎機粉碎然后再經過秸稈壓塊機、秸稈顆粒機、飼料顆粒機壓制成生物質燃料飼料供燃燒和牲畜食用不是也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么，而且，如果拿到外面銷售老百姓也可以增加收入。
    從經濟角度來看，焚燒農作物秸稈是一種資源價值的浪費。我國是人均資源匱乏的國家，節約資源是每個國民的責任，珍惜資源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把農作物秸稈作為資源充分利用起來，提高農作物秸稈資源利用效率，對我國經濟建設意義重大。從生態角度來看，焚燒農作物秸稈既對大氣環境造成污染；又在農業上造成土地肥力的流失，從社會層面上看，在田間地頭露天焚燒農作物秸稈不僅污染自然環境，更為嚴重的是焚燒秸稈過程中煙霧彌漫對周邊區域交通安全造成負面影響，產生社會危害。
1、對農作物秸稈“焚燒”與“禁燒”的經濟學分析
    市場經濟要求高效率地利用資源。受市場機制作用的農民將以“經濟人”的理性行為來對資源進行選擇利用，從比較利益大小中選擇效率高、獲利性更大的活動來利用資源。因此，在農作物收獲、搶收搶種農忙時節，利用現有農業技術對農產品收獲之后丟棄大田的農作物秸稈采取單純返田肥地的利用方式工序繁多，費工費時，成本高昂；加之還田肥地的秸稈難以短期內腐殖化，影響后茬作物生長，這些都極大地制約著秸稈的還田利用。另外，在農村商品化的驅動下，隨著非農業兼業化的發展，農民從事大量的非農業活動所帶來的收益，致使農民對農作物秸稈在其他方面利用還沒有帶來更多更大經濟效益之前，是不會去儲運農作物秸稈另作他用的。經濟人的理性決定農民為不誤農時，不影響后茬作物栽種，放棄對農作物秸稈作為資源再次利用，并把經濟損失控制在最小范圍之內，用焚燒的方法來擺脫大田收割、儲運、堆積農作物秸稈造成負擔的困境。這可從多年來某些農村地域的農民即使在政府實施秸稈“禁燒”制度的約束之下，仍用各種方式焚燒秸稈的現象繼續存在得到印證。
    為遏制焚燒秸稈造成對周邊地域空氣環境污染和所引起的交通安全社會隱患，政府發布劃定禁燒區、在禁燒區實施禁燒秸稈的“禁令”，就是要在禁燒區通過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方式，以此改變農民焚燒秸稈的行為。但作為一種行政性、強制性的制度安排用來規范人們的經濟行為，當只有制度接受者自覺遵守這一制度安排，才能實現它應有的社會意義。且政府實施制度安排應是從代表整個社會公眾利益出發，對社會福利應是增進的，對制度接受者來說也理應如此。可現實是，在政府實施禁燒秸稈“禁令”的制度安排下，制度接受者卻是以市場經濟下的“經濟人”面貌出現的農民，他們首先要在社會公眾利益與私人經濟利益中權衡利益得失。作為“經濟人”的個體農民受經濟理性支配，在沒有私人經濟利益得到保障增進之前一般是不會優先考慮社會公眾利益的。所以，這里就必然存在社會公眾利益與私人經濟利益兩者的“利益沖突”。作為“經濟人”的個體農民對農作物秸稈如何利用、或焚燒的取舍完全由成本一收益核算決定，以私人成本最小化或根據收益最大化原則來調整自身經濟行為H1。在兩者“利益沖突”中，農民就會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菲合作性博弈。何況禁燒秸稈制度安排實施空間和實施對象是面積廣闊的農村地域，分散居住的農戶，這對政府監督禁燒秸稈制度執行困難甚大，農民也就利用這種客觀上存在的時間和空間不易監控的困難擴大對策空間，想方設法來逃避禁燒秸稈制度的約束。作為政府的一方，在禁燒秸稈期間，為監督禁燒秸稈制度貫徹執行，一些地區政府甚至不惜實行目標管理責任制，派出大量村、鎮、區、鄉的于部到農村大田蹲點，日夜看守、設防，投入巨大的行政成本。由此可見，若有制度績效的話，也只是投入巨大監督成本來“高壓”的結果，用單個農民利益最小化換取制度績效并不能達到秸稈禁燒制度實施的長效機制。若沒有更好更有利于保護、增進農民利益的辦法利用農作物秸稈，那么，在作物秸稈“焚燒”與“禁燒”博弈中，農民為不失去獲取非農業利益，為了不誤農時，焚燒農作物秸稈仍然是最優選擇。這時，農民焚燒農作物秸稈對他來說損失最小，就會用各種躲避政府對秸稈禁燒監控方式繼續焚燒秸稈而產生制度失靈。因此，一項制度實施不能使制度接受者得到利益上增進，就難以產生制度績效。只有制度實施帶來制度接受者的利益增進，才可誘發產生內在調節制度接受者行為的機制。這樣，農民焚燒作物秸稈的行為才可能發生改變，成為合作性博弈。
2、化解農作物秸稈“焚燒”與“禁燒”問題的對策
    從農作物“焚燒”與“禁燒”博弈分析可見，單純以“堵”的方式并不能杜絕農作物秸稈焚燒現象。焚燒農作物秸稈本身是個經濟問題，經濟的問題必須要用經濟手段和市場機制來解決。所以，從農作物秸稈作為資源綜合開發利用出路上進行創新，促進秸稈利用價值增值則是當前農作物秸稈被“焚燒”與“禁燒”博弈的關鍵解。對如何有效推動農作物秸稈資源綜合開發利用創新，促進秸稈利用價值增值，并形成—個長效機制，筆者建議采取以下對策。
    2.1從經濟政策上激勵和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  制度是規范人們的行為規則。要用經濟政策調動制度接受者遵守制度的積極性，政策應能極大體現制度接受者因遵守制度能從中獲得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政策的制訂與實施必須要有經濟激勵創新。合肥市政府在近些年的秸稈“禁燒”新政上的經驗就值得借鑒，他們對秸稈“禁燒”制度實施配以政策上的經濟激勵，扶持中介組織和秸稈收購。如按購買收割打包秸稈機械設備款的30%補貼扶持中介組織；按每噸20-元補貼中介組織收購禁燒區內的秸稈，并為秸稈運輸開辟綠色通道‘副。在一些鄉鎮政府還通過“民生工程”無償投入財政資金帶動民間投資，修建“沼氣工程”，秸稈人池轉化為清潔民用能源，為農民節約大量的燃料費用，利民利國新政激勵促進當地秸稈“禁燒”制度實施產生較好的制度績效。這樣的新政實踐給出的啟示是，從服務于農、利民利國出發，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制訂實施有效的政策激勵和誘導機制，培育和壯大與此相關的市場主體，以經濟利益來誘導和促進企業、農民圍繞農作物秸稈資源展開一系列的經濟活動，并鋇提升以堆散在田間地頭的秸稈為原料到轉化成經濟產品等一系列中間環節服務運轉能力人手，打通秸稈綜合開發利用通道，這樣從經濟上誘導與激勵來實施以“疏”為主、“疏堵結合”的政策創新，才能從為化解作物秸稈“焚燒”與“禁燒”的問題中探索出新路。
    2.2從技術創新上提供支撐，提高秸稈資源綜合開發利用程度技術是連接資源與經濟價值的一座有效橋梁。所以，通過技術創新支撐才能提升秸稈資源利用經濟價值。從目前秸稈開發利用技術創新實踐看，就人們所熟知的農作物秸稈堆腐還田，經氨化發酵的秸稈可發酵出優質的飼料和優質的有機肥料，除用作食用菌栽培原料外，秸稈還是在能源、工業開發上用途非常廣、需求量相當大、經濟產品價值增值高的資源。有關資料顯示，每2t秸稈的熱值就相當于It煤，用生物質煉油技術能使“2t秸稈可產1t生物油”。實現的前提要通過自主創新技術、創新工藝將秸稈巨大的潛在經濟效益挖掘出來。當前，從利用秸稈氣化技術為農戶提供價廉的清潔燃氣，到安徽豐原集團用秸稈生產出燃料乙醇，安徽宿洲秸稈發電廠用秸稈發電，安徽康拜公司規模化利用秸稈制作家具和板材，安徽國風木塑科技公司利用秸稈制成優良的木塑環保材料等大量實踐看，肥料化、能源化、工業產品化的方式可經濟有效地將秸稈資源化利用，起到“變廢為寶”和節能減排的雙重功效。從工農業各個領域全面展開以技術創新來支撐提高作物秸稈資源用途，推動秸稈資源轉化成經濟產品，提高秸稈資源利用經濟價值，從而使農民手中的秸稈資源利用在技術創新支撐推動下有了廣泛的出路。農民從秸稈資源被進一步擴大升值空間中得到相應的經濟實惠，就會主動地從焚燒秸稈行為轉變為一種資源增值經濟行為。所以，農作物秸稈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要靠技術創新支撐。由技術創新支撐來推動農作物秸稈資源綜合開發利用、再生利用，這在農作物秸稈“焚燒”與“禁燒”博弈解中應是上策。
     2.3從組織化機制上創新，培育和壯大市場主體，化解秸稈資源綜合開發利用中的困難組織化機制上創新既有促進把創新技術從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對資源綜合開發利用，提升資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又有推動經濟發展方式上創新，搞活經濟的作用。目前，要實現秸稈“廢棄焚燒”到“資源利用增值”這一轉化過程，需要提升農村社會化服務能力組織化機制。農村農忙時節、農作物收割后秸稈大量散堆在田間地頭，無力集中捆扎、堆放，收購、儲運也沒有中介服務介入，加之秸稈市場需求信息閉塞等，所以，建設依托農村各種“協會”、“專業性合作組織”和“涉農企業”，搭建起各種服務性市場中介組織，并將分散于農村單家獨戶的人力資源組建成各種服務互助合作性團隊，連接起秸稈利用產業鏈的鏈條。這樣，通過培育和壯大市場主體，形成農民廣泛參與的服務組織化機制，建立中介服務通道，發揮中介服務功能，從中化解堆散在田間地頭的“秸稈原料”收、運到進入企業“制造產品”過程中所遇到的“難題”，促進秸稈資源在社會化服務中得到價值增值而使農民放棄焚燒秸稈并轉化為“資源利用增值”行為。如安徽宿州市正是通過農民“經紀人”辦起50多家秸稈回收點，將農民堆放在田間地頭的秸稈回收，運送到秸稈發電廠，通過生物質能發電，讓宿州每年約I50萬t秸稈變廢為寶。這種從打通中介服務通道組織化機制創新上化解秸稈資源綜合開發利用途徑中的回收與儲運難題的辦法即是這條對策的很好例證。
    2.4發揮循環經濟的作用，提高農作物秸稈資源綜合開發利用程度循環經濟則是非常好的資源綜合開發利用機制，它可以發揮“生物鏈”的作用來實現資源循環利用、再生利用，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像安徽臨泉縣黃牛協會創建的“秸稈、酒糟一牛一糞一菌一沼一肥”農業循環經濟模式和韋寨養鵝協會構建的“秸稈、啤酒糟一鵝—糞一豬一沼一糧”農業循環經濟模式中，秸稈從用作牲畜的飼料，到轉化食用菌的原料，再漚制沼氣，為農戶生活供能、最終將秸稈進一步轉化成優質有機肥料，把秸稈資源“吃干榨盡”，秸稈資源得以最經濟、最有效的利用，轉化成經濟產品。同樣，在工業循環經濟模式中，如安徽渦陽新宇紙業公司利用麥秸造紙，再從紙漿擠出黑液，通過新工藝用黑液生產出優質復合肥料或生產出水泥減水劑，將麥秸“吃干榨盡”。可見，發展循環經濟是把秸稈資源充分利用起來、提高秸稈利用效率，為農民增加秸稈資源利用經濟價值的創新機制。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這對培育農民的資源意識、節約意識，為促進農民對秸稈資源綜合開發利用，外部成本內部化利用秸稈資源有著節能減耗增效的經濟意義，對化解農作物秸稈“焚燒”與“禁燒”問題更有著減排環保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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