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質電廠利弊分析
位于山東省菏澤市單縣的生物質發電工程向來被視為中國生物質發電產業的一面旗幟。它是我國第一個建成投產的農林生物質發電項目，也是首家國家級生物質發電示范項目，建成以來頻繁接受各級領導視察。
這是一套2.5萬千瓦的生物質發電機組，技術從丹麥BWE公司引進，業主是國家電網公司下屬的國能生物發電有限公司。2006年12月1日當其正式投產發電時，中國生物質發電實現了“從無到有的重大突破”。
據截止到2009年12月23日的一組公開數據，該項目運營3年累計發電量2.5億千瓦時，與同類型火電機組相比，運營這樣的一臺2.5萬千瓦的生物質發電機組，每年可減少排放二氧化碳約10萬噸、二氧化硫870噸。這樣對于我們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很有利。
正是類這些客觀的數字讓生物質發電項目一時風行，各地紛紛建起此類生物質電廠，其對節能減排乃至惠農的貢獻總是為人津津樂道。然而，中國工程院院士倪維斗的一項調查卻掀開了賬面下的另一幕景象，詳盡地揭示了一座生物質電廠的詳細賬本。
碳賬本：減排更有優勢？
我國農業的類型與歐洲農業以大農場為主有很大的不同，我國的國情是人均占有土地少，所以決定了人均產出秸稈并不多，而且高度分散，部分秸稈用于生產飼料、還田和造紙行業。
“把農作物秸稈收集起來發電不僅要和其他爭資源、運輸起來費勁不說，發的電量也是非常有限。”倪維斗說。
單縣生物質發電工程是“旗幟”，無疑也是生物質發電的理想標本。
根據倪維斗的調查，單縣平均秸稈分布密度為107噸/平方公里，單縣生物質電廠總收集面積約為1800平方公里，收集量約為18萬噸，縣域內共有8個收購站。在調查中各收購站到電廠的距離被細分為國道、省道和縣道，平均下來，收購站到電廠的平均距離為20公里，來回約為40公里。而每個收購站平均下來覆蓋的收集范圍為225平方公里，其收集半徑約為8.4公里，由此計算，每噸秸稈的平均運輸路程近60公里。
秸稈的容重很小，單縣總體路況較差，據此估計每噸秸稈運輸到電廠將消耗10公斤的柴油或汽油，不難算出，一座2.5萬千瓦的秸稈發電電站每年將消耗柴油或汽油1800-2000噸。倪維斗表示，如果秸稈電廠裝機容量加倍，則運輸每噸秸稈所耗油量將變為原來的1.4倍。
人們通常拿秸稈發電與傳統火電機組對比，以顯示其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比較優勢。但倪維斗的計算結果卻正好相反。
運輸一噸秸稈到電廠大約消耗10公斤柴油或汽油，假設柴油或汽油通過煤直接液化得到，則相當于消耗了40公斤的煤，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00公斤以上。
1噸秸稈大約發電1000度，其熱值與0.5噸的煤相當。農戶把1噸秸稈賣掉以后，需要購買0.5噸的煤用作燃料，由此產生的二氧化碳大約是1200公斤。
因此，用秸稈發電1000度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約為1300千克。與此對應的是，用先進的超超臨界火電機組發電，每度電大約排放二氧化碳0.7公斤，1000度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700千克。
 經濟賬：究竟劃算不劃算？
秸稈發電比燃煤發電成本高是公認的事實，但大多數人對其中的細節不甚了了。對此，將做詳細的解釋。
一臺2.5萬千瓦的生物質發電機組，共需投資2.5億元，分攤在每千瓦上的投資為10000元，每年用秸稈發電5000小時，則年發電量為1.25億度。對比來看，常規1000MW的超臨界火電廠，每千瓦的投資大約為5000元，每年運行時間約5000小時，年發電量為50億度。前者僅為后者的1/40，投資卻為1/20，單位發電量秸稈發電廠的投資要多出1倍。
幾乎每個生物質能發電項目面對媒體或領導，都會端出一本惠農賬——收購秸稈讓農民增收，解決上千的工作崗位等等。“這筆賬同樣經不起算”，倪維斗說。
細節里面有魔鬼。為了推動生物質能發電，國家目前給予其每度電價0.35元的政策補貼，每噸收購的秸稈國家需要補助350元，這筆錢進入電廠的口袋。而農民賣秸稈每噸的價格一般在200元左右，拿到這筆錢后農民又須買煤用來采暖和炊事，實際落下的收入十分有限，增收數字里的水分不小。
倪維斗認為，如此惠農政策難言效果，最好的辦法是將此補貼直接用于對農村發展十分關鍵的醫療、養老、教育等問題上，使農民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
說到解決就業問題，倪維斗忍不住奚落道：把高度分散的秸稈收集起來去發一點點電，需要雇用上千人，還要拿著國家高額補貼……而一個大型火電廠，幾十人就能運轉，發電量是秸稈發電的五六十倍，成本還更便宜。國家如果缺電，大電廠肩膀扛一扛不就過去了嗎。
還有一個環境賬不得不算。“煤本來是可以集中生產、高效低污染利用的優質能源，在秸稈發電盛行的地區，卻不得不分散到農村一家一戶，被低效、高污染地使用。這是完全不合理的。”倪維斗指出。
國家能源一本賬：“秸稈先生”出路何在？
算完賬，倪維斗雙手一攤，笑言：“秸稈先生，你能發電，但是這事不該你來干。”
在倪維斗看來，包括生物質能在內的各種新能源，應該有序、理性地發展，全國的能源發展規劃應該是一盤棋，區域上因地制宜地布局，而且要根據各種能源形式自身的特點科學利用。
因為對生物質發電的深入調查，倪維斗對國家可能大規模推進秸稈和稻草用于發電的政策安排深表憂慮，為此，他在2010年新年的前一天投書國務院領導，詳陳原由。
此后不久，在一次有關部門組織的座談會上，面對十余位生物質能領域的專家和從業者，倪維斗亮出了自己調查得來的賬本。
倪維斗觀察到，在會上發言的10余位從業者中，僅有兩家企業運營尚可。“后面的氣兒就不是很足了，紛紛抱怨一些地方補貼不到位。地方政府的代表調子也很低，規劃中的目標因實際的許多困難，無法落實。”
陸續地，倪維斗還收到各地的一些反映，一些地方盲目上馬生物質發電廠，結果出現爭奪秸稈資源和地盤的現象，甚至出現黑幫把持問題，磚頭瓦片摻進秸稈里，水嗒嗒地運進電廠里。
因為秸稈資源不足還引發更令人擔憂的問題——“這些電廠是否是全部在燒秸稈，是否有人在偷偷燒煤代替秸稈發電來套取補貼？”倪維斗呼吁國家能夠展開調查。
“本來國家花了很多錢要關閉小電廠，現在倒好，借尸還魂了，又冒出來這么多小電廠，掛羊頭賣狗肉還拿國家補貼，檢查的時候，庫房地堆滿了秸稈，可實際它哪兒來的那么多秸稈？”
倪維斗認為，總體上看，應該從能源、轉化、輸送以及終端用戶一體化的角度來研究可再生能源在國家總的能源系統中的合理配置，合適的能源用于合適的地方應該是一個原則。
按照這一原則，倪維斗建議“秸稈先生”作為分散能源應該分散使用，在服務新農村建設的廣闊天地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他看來，不少地方的農民之所以在地里一把火把秸稈燒了，是因為沒有向農民提供方便、廉價的技術和設備服務把秸稈轉化為燃料。裂解、顆粒化、沼氣等等，都是可以廣泛應用來“消化”多余秸稈的技術，而且能夠把分散的秸稈全價地用起來，所起的作用比出售秸稈要大。
“秸稈顆粒化不占地，使用方便且燃燒效率更高；沼氣渣可作肥料；裂解的殘留物質生物碳可以還田改良土壤。”倪維斗說，只不過現在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從原料供應、生產、成品運輸、技術服務……等的產業鏈，農民感到不方便，推廣效果不理想。
在寫給總理的信中他建議，秸稈發電項目一哄而上，將發生巨大的浪費，欲速而不達。有些地方秸稈資源確有富余，可以適當發點電，或者是小型熱電聯產，給地方有關企業供工藝蒸汽。但是最好采取與煤混燒的辦法，以取得較高的熱效率。“當然，混燒中實際用了多少秸稈，這要拿到桌面上，是多少就拿多少補貼。
當然上面的這位專家描述的是片面的，農作物秸稈固化就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比如地里的玉米秸稈，老百姓可以把他們收回來，然后經過粉碎，烘干，再經過專門的顆粒機設備生產出密度高的固體顆粒，這些顆粒的用途是十分大的，可以供自家燒飯供暖使用，多余的部分可以賣到市里的鍋爐房，從而代替煤。這樣的技術和直接燃燒秸稈是完全兩個不同觀念，只要我們合理的利用，我覺得是完全可行的。關鍵是要樹立正確的觀念。
    農作物秸稈其實也是一種很好的資源，如果可以其中回收經秸稈粉碎機粉碎然后再經過秸稈壓塊機、秸稈顆粒機、飼料顆粒機壓制成生物質燃料飼料供燃燒和牲畜食用不是也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么，而且，如果拿到外面銷售老百姓也可以增加收入。
煤炭、石油、天然氣作為不可再生的能源，它們總有用完的一天。煤炭火力發電確實比農作物秸稈直接發電強很多，而且成本也低，但是如果和秸稈固體顆粒燃料比起來，就相差不多了，大家不要站在原始的角度看問題，應該多元化。煤炭又稱黑色的金子，它的價值遠不在于作為燃料直接的燃燒，那樣簡直是太浪費了。美國作為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他們對自己領土內的資源看的比什么都重，他們的政府不允許任何在本土內開發任何的礦產，可見他們對資源的利用有多么的重視，而在我們中國，只要有人發現了一處礦產，就巴不得馬上的開采使用。這就是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別啊，如果我們的資源用完了，而他們還有很多，這樣只能讓我們國家變得更貧困。而那些發達國家將變得更富有。
請大家重視生物質能源的利用吧，為了我們的未來，為了我們的兒孫還有這些寶貴的資源可用，要從自身做起，創造出綠色環保的社會。